1、不管是李迅雷講的股權財政，還是劉煜輝講的中國式QE，都是為了解決地方政府的債務和財政收入缺口問題。從地方財政的分項數據來看，所謂的“四本賬”，分別是稅、政府基金收入（賣地）、社保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國企分紅）。第一本賬，因為疫情衝擊稅收下降。前20年主要玩的第二本賬，隨著地產進入下行週期，地產創造信用、財政形成收入的模式面臨瓦解。第三本賬不能動，人口老齡化壓力巨大。因此，第四本賬，是核心問題。

2、於是看到，解決問題的思路，對於增量部分，提出“股權財政”，本質上是以國資為引導，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投資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高科技產業，投一級，配套註冊制，在二級實現退出，實現資本增值。例如“最佳政府投行”合肥的產投模式，大膽下注困境公司（科大訊飛、京東方、長鑫半導體、華米科技），類似硅谷的VC，資本實現保值增值後投向下一個產業，實現良性循環；或者類似深圳，蘇州模式：“園區+創投”，引導基金市場化，藉著國資信用，做母基金LP方式，並聯合市場的頭部基金、專業基金，下注專精特新。

3、對於存量部分，配套新一輪央企改革方案，例如：交易所的“三年行動計劃”、央企考核改革（“一利五率”），提出中國特色的估值體系，推動央企價值重估，前者是EPS，後者是PE. 通過股票分紅以及劃撥社保基金的方式，用以充實第四本賬。類似茅臺股票劃撥省國資運營公司，茅臺是城投債背後的信仰。

從EPS角度，央企大都屬於與投資高度相關的傳統行業和強週期行業，除非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強宏觀週期裡，企業盈利會有趨勢性的增長。以投資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早已過去，EPS的改善只能來自於改革紅利的釋放和對“卡脖子”領域的創新投入。

從PE的角度，市場的作用是資源配置，當前金融環境下的估值體系，是一個對資本流動性的干預權和管理權。在中美脫鉤以及中國產業升級的大背景下，這個權力要逐步和Fed進行解綁，流動性的分配（高估值）不會僅僅建立在企業基本面的邏輯上，諸多對標美股的商業模式、終局邏輯、股東至上、重商主義在中國市場是難以成立的，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家安全、自主可控、ESG的估值溢價，這是作為一個政策市、頂層權力對資本市場審美的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