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賜茶制度與“供御”“進盞”款建盞-二零零七

周志雄轉古瓷研習社 2022-07-07 15:30 發表於廣東

建窯遺址出土了不少有“供御” 款及“進盞”款銘文黑釉瓷茶盞標本，更多出土的是反體字銘文的墊餅窯具。建盞的款識很多，作為皇家定製的款識有“天王”“聖”“進盞”與“供御” 款等。“供御”款多為手工剔刻，“進盞”款多為模印成型。學術界普遍認為,建窯在歷史上曾為宮廷燒過貢瓷，“供御”“進盞”款瓷片和窯具的大量出現，是建窯生產貢品或者產品進獻給宋朝宮廷使用的實物依據。“供御”一詞在南宋時已有文獻記載：“汝窯……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及。”[1]說明“供御”瓷器要經過皇家揀選，不合格的產品才能出賣，有“供御”款的不會在市場上變賣，變賣的話，不符合禮制。而“進盞”一般解釋為進貢用的盞。

考古報告則從技術角度進一步確定了“供御”“進盞”款建盞的性質。這些帶銘瓷器是放在窯室中最好的窯位燒造，成品率很高，數量不多，因而在窯室或堆積層中發現不多。它們是在民窯中搭燒，而不是由官府控制的瓷窯專門燒造。這些為研究“供御”“進盞” 的時代、性質提供了重要的資料[2]。

宋代商品經濟發達，文官集團的統治者禮制嚴密地掌管著世俗社會，窯主應該不會在字面上犯錯誤，把不是特殊用途的建盞銘刻上“供御”“進盞”。所以，“供御”“進盞”是貢品，爭論不大。但是“供御”“進盞” 建盞並不是精美的陳設瓷器，大眾審美上也比不了各大名窯的名品，但為什麼功能單一、審美品位獨特的建窯黑釉茶盞會銘刻上“供御”“進盞”款？窯址中“供御”“進盞”款殘器和窯具出土不少，說明產量不少，但是為什麼傳世僅僅只有一件完整器？怎麼解釋窯廠產量不小，而考古出土及傳世完整器少的矛盾？筆者試圖從“供御”“進盞”建盞產量和北宋賜茶制度的角度來解釋上述問題。晚清陳瀏在《陶雅》中最早記載建窯銘文情況，底上偶刻有陰文“供御”楷書二字[3]，但未提及“進盞”情況。1929年刊行《建甌縣誌》中說： “兔毫盞，出禾義裡……由山內挖出形式不一，唯池墩村水尾嵐，兔毫盞堆積（最多），該碗打碎之底，時見進盞二字，是陰字模印，楷字蘇體。亦偶有供御二字者，似刀劃，字跡惡劣。附近村民往挖者，或一日得數塊，或數日得一塊。”[4]而“聖”字款和“天王”款建盞是藏家偶然得到的，一件“天王”款和另兩件“聖” 字款建盞廢品連同兩千多個“供御” 款建盞殘件在窯址一帶被發現[5]。 1960年，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發掘過建窯：碗墊308件……在這些出土的碗墊中都有“供御”“進盞”字樣。有的還有“文、十、李、夭、升、廿、生、盂、六、水、具”等字樣[6]。廈大葉文程先生總結：建窯與一般民窯是有所不同的，它所燒造的茶盞，作為“供御”“進盞”的佔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因此出土的墊餅和碗底，都有不少帶有 “供御”“進盞”的字樣。

綜上所述，“供御”“進盞”建盞瓷片和窯具發現數量呈遞增趨勢，從定性為“有”到“時見”，到經現代考古發掘的308件碗墊，再到收藏家兩千多個“供御”款建盞殘件。瓷片和窯具是不可再生的，基本上一個標本對應一件建盞，反文窯具標本目前大量存世，據此推測，“供御”“進盞”建盞的生產絕對不會是小數目。窯廠生產量大，生產出來銷往哪裡呢？這就要考察北宋的賜茶制度。北宋時期，茶文化非常發達，繼承和發揚了五代時期形成的賜茶制度。該制度不光有皇帝及官僚集團、文人階層參與，甚至軍隊、平民百姓也被加入到賜茶制度的受賜對象中來。北宋賜茶的規模、頻率都遠超前朝，賜茶制度已經上升到比較重要的統治手段，是北宋政治生活的重要內容之一。《宋史·禮志》記載：“中興，仍舊制。凡宰相、樞密、執政、使相、節度、外國使見辭及來朝，皆賜宴內殿或都亭驛，或賜茶酒，並如儀。”[8]

宋黑釉油滴紋建盞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藏

這就說明，北宋時期賜茶是一種政治制度和文化，上升到禮制的一部分。賜茶主要有以下幾個目的：一是顯示皇室對文官統治集團的重視。宋代有著非常發達的文官統治制度和集團，皇室籠絡大臣，經常舉辦宴會，宴會前會給大臣們賜茶。經常性地進行，就成為定製。“如遇赴宴賜茶，其合坐墩杌，非特旨，並依官品。”[9]皇帝給大臣賜茶，不是為了酬勞便是以示恩寵。如元豐七年（1084年）四月二壬辰，朝獻景靈宮，從宮以上賜茶，自是朝獻畢皆御齋殿賜茶，成為定製。再如徽宗曾親自為大臣和學士煮茶。蔡京在《延福宮曲宴記》中記載：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於延福宮。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淡月，顧諸臣曰：此自布茶。飲畢皆頓首謝[10]。二是皇室對知識分子的重視。北宋時期，文人階層被重視，科舉考試興盛。為了體現朝廷的態度，皇帝會利用這個機會賜茶給新考取的進士，還有考官等一眾人等。王鞏《甲申雜記》： “仁宗朝，春試進士集英殿，后妃御太清樓觀之。慈聖光獻出餅角子以賜進士，出七寶茶以賜考試官。”[11]出於同樣的目的，皇帝視察國子監的時候，也會賜茶，對象是國子監官員和學生。 “哲宗始視學，遂幸國子監……命宰臣以下至三學生坐，賜茶。”[12] 三是慰問賜茶，比如閱兵儀式。宋代有著龐大的軍隊，有皇帝參加的閱兵，會照例犒賞三軍將士。“親王、使相、節度使至刺史、學士、臺省官、諸軍將校等並序班朝堂，謝賜茶酒。”[13] 四是顯示皇恩浩蕩。賜茶制度受益方一般是有身份的人，特殊情況，為顯示皇恩浩蕩，平民百姓也會得到賜茶，比如太子即位、冊封后妃等普天同慶的時候。此外，為弘揚禮教和孝道，年老長壽者也經常得到皇帝的賜茶。皇帝出巡經過之地的寺廟或者平民，也有可能得到皇帝賜予的茶帛。“真宗朝諸陵及舉大禮……所過賜父老綾袍茶帛，所幸寺觀，賜道、釋茶帛，或加紫衣、師號。”[14] 五是祭祀，比如季秋大享明堂，是宋代最大的吉禮之一，始議於真宗，始行於仁宗皇祐二年，此後一般三年一行。行此禮後，皇帝一般都要對宰臣百僚賜茶。六是外交。皇帝會賜茶給外國使臣，時間和場合一般選在使臣們入京朝拜、遞交國書、宴會和辭別時。

以上總結了北宋賜茶制度的種種功用。至於“賜茶”的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皇室親自參加的“布茶”，就是隨從煮茶給參加儀式的人喝；一種是賜茶葉、茶餅等給賜予的對象。無疑，“布茶”比賜茶葉更加隆重，因為有皇室親自參與。與賜茶制度相匹配的是北宋皇室設有專門的“茶酒班”。周密《南渡典儀》載：“車駕幸學，講書官講訖，御藥傳旨宣坐賜茶。凡駕出，儀衛有茶酒班殿侍兩行，各三十一人。”[15]可見，皇帝外出視察和出巡時還帶上六十二人規模的“茶酒班”。賜茶葉用不著茶具，而“布茶” 肯定會用上茶具。據此推斷，“供御”“進盞”建盞有可能是被“茶酒班”大量地消費。皇帝親自給大臣“布茶”，茶具使用量不大，但是六十二人規模的“茶酒班”出動，儀式經常性地舉行，參與人員上至皇室成員、王公大臣，下至三軍將士、平民百姓，可以推斷，茶具的使用量是個龐大的數字。筆者推測，因為宋代皇室對賜茶制度的高度重視，為了讓參與者體會到皇恩浩蕩，選用功能單一、審美獨特的建窯黑釉茶盞，並銘刻上“供御”“進盞” 款，來彰顯皇家威嚴，是有可能的。而賜茶儀式的規模空前和頻繁舉行，說明 “供御”“進盞”款建盞的需求旺盛，可以解釋“供御”“進盞”建盞較大規模的生產量。窯址發掘證明“供御”“進盞” 建盞產量大，賜茶制度的存在，有可能大量消費“供御”“進盞”建盞。建盞又是公認的結實耐摔，一般分析，應該存在較多的傳世或者考古出土的完整器。但是目前在所有各國各美術館及出版的名瓷圖冊中都沒有供御建盞完器或傳世品的照片，現公開展覽的只有上海博物館一隻有“進盞”款的建盞而已[16]。這些窯廠大量生產出來的“供御”“進盞”建盞完整器去哪兒了？筆者大膽推測，是三方面原因導致“供御”“進盞”建盞傳世完整器稀少。一是北宋皇室的專門賜茶機構壟斷了這類建盞的使用權，沒有外流，使得全國各地墓葬及遺址考古發掘不見完整器出土。二是到了南宋，御前賜茶皆不用建盞，用大湯氅[17]，這類瓷器不再被重視，肯定不會隨宋室南遷杭州，而是被遺忘在汴京御用庫房。三是汴京入金以後，有幾次黃河氾濫成災，宋汴京城遺址早已掩埋於泥沙底下。據古遺址鑽探所得資料，宋汴京遺址深埋在今開封市地下六公尺深處[18]，這類被遺忘的建盞，肯定也和宋汴京一樣遭受到同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