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慣例，即將於今年3月召開的“兩會”，新一屆中央政府勢必要對今年中國GDP增長目標做出考量。應當如何定位2023年中國GDP增速？現在經濟學家和更該智囊機構的意見很多。比如，最近就有財政方面的專家希望中國今年GDP目標定在6%以上，而絕大多數認為至少應在5%以上，那到底應當是多少？

我們說，“既定目標”低一點，“努力目標”高一點，這恐怕才是正確選擇。比如，我們完全可以將“兩會”上確定的目標給定在4.8%附近，但我們實際的“努力目標”可以按照5.5%到6%安排。

為什麼要這樣安排？讓各項經濟指標經常性的“好於預期”。我們看到，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經濟實際處於衰退之中，但就是因為經濟指標頻頻出現“好於預期”的狀態和解讀，結果是：美國資本市場受到不斷的激勵。

美國經濟指標為什麼會經常出現“好於預期”的情況？一個重要的制度安排是：美國政府找了一批“極其保守”的經濟學家向市場提供“經濟預期”。這不僅是一種“管理市場預期的手段”，而且還可將其視為“經濟底線”，這也是所謂“底線思維”的一種表達方式。既然給出了“經濟底線”，只要實際經濟表現高於這個“經濟底線”，立即就會給市場帶來經濟表現“好於預期”的預期，資本市場就會受到激勵。

中國的情況不太一樣。經濟學家往往喜歡“冒進”，甚至有些譁眾取寵。所以，他們構建起的經濟預期“過高”，就算能掐會算地討得“準確”名分，他們所構建起的經濟預期也不會帶讓真實經濟表現帶給市場以意外驚喜，甚至往往還會起到“不及預期”的效果，進而給市場帶來的激勵往往是“負向”的。

鑑於以往經驗，我們希望中國也能找一組“極其保守”的經濟學家，由他們向市場、向社會提供“留有很大餘地的經濟預期”，同時，由政府據此公開給出“既定目標”。但這個公開的“既定目標”未必能夠達到政府的目標需求，怎麼辦？沒關係，各級政府可以“暗中使勁”，按照“努力目標”安排各項經濟政策。這樣的做法，勢必構成真實經濟增長“好於預期”的效果，不僅激勵資本市場，而且激勵全社會的經濟信心。如此管理經濟預期，恐怕才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