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晚期，由於西漢政事形勢的變化，以及經今、古文之爭和古文經學的興起，出現了學術一統的趨勢。適應時代的需要，西漢時期史論中的皇朝一統思想在不同歷史階段各有側重，表現出鮮明的階段性特徵：初期突出地表現為政事一統思想，在中期突出地表現為“大一統”思想，在晚期突出地表現為學術一統思想。
西漢史論中的皇朝一統思想，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西漢初期史論中的皇朝一統思想主要表現為政事一統思想，側重於對削弱異姓和同姓封國勢力問題的思考。西漢皇朝建立之初，統治者致力於政權建設和恢復封建統治秩序，地方政事體制實行郡國並行制。西漢政權初步鞏固之後，漢高祖劉邦基本上消除了異姓王的威脅。
但隨著西漢社會經濟逐步恢復，劉氏同姓王的勢力逐漸膨脹，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嚴重威脅。漢景帝時雖然平息了“七國之亂”，但諸侯王驕奢淫逸，成為封建皇朝的離心力量，嚴重威脅著國家的統一。
西漢初期，地方割據勢力強大，直接威脅著西漢皇朝統治的安危，新生的政權面臨著分裂的危險。針對這種情況，消除地方割據勢力已是大勢所趨。賈誼、晁錯等人從制衡和打擊割據勢力的不同角度入手，分別提出了“眾建諸侯”、“以親制疏”和“侵削諸侯”的主張。
漢文帝時期，賈誼主張採取“眾建諸侯”和“以親制疏”的措施。他總結了西漢建國以來在分封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極力主張削弱割據勢力，強化中央集權。他在《治安策》中回顧異姓王國先後叛逆的歷史，認為當時形勢“可為痛哭者一”，便是諸侯強大難制，指出無論“異姓王”，還是“同姓王”，都有與朝廷對抗的潛在威脅，從而得出“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強者先反”的結論。
針對西漢初期藩國勢力日益強大的現狀，晁錯認為解決王國問題應採取直接削藩的辦法，反對多分諸侯而削弱其勢力的主張。他先後向漢文帝、景帝提出了尊君、強權、削藩的策略，主張“侵削諸侯”。他針對藩國問題、君臣關係無主輔之分問題等，提出了“削藩策”，但卻沒被漢文帝採納。漢景帝繼位後，納諫了他的建議，對各諸侯國進行了削地，最終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對中央政權的威脅，西漢出現了政事一統的安定局面。
削弱地方割據勢力的基礎上，陸賈、賈誼、晁錯等人也加深了對等級制的認識。他們認為等級制度至關重要，對於王室貴族、文武大臣、地方王侯具有重要的約束作用。陸賈主張等級制應與削藩相聯繫，強調君主的絕對權威，諸侯則處於從屬的地位。漢初政論家、思想家等主張等級制，是建立政事一統以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在當時具有鞏固中央集權的進步意義。
總之，西漢初期關於削弱王國勢力的諸多主張，有利於打擊諸侯國割據勢力，加強中央集權。史論的政事一統思想不僅對西漢初期文景之治的出現起到了積極的促成作用，而且為鞏固西漢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依據。在政事一統思想的推動下，西漢皇朝開始致力於解決社會矛盾、穩定統治秩序，並下決心徹底解決封國問題，逐漸削弱地方諸侯國勢力，將諸侯王在官員設置、軍隊管理、財政賦稅等方面的特權收歸中央。這些政事措施都與西漢史論的政事一統思想關係密切。
西漢中期史論中的“大一統”思想主要表現為政事一統思想、學術一統思想、民族一統思想。在西漢初期政事一統的基礎上，中期的政事一統局面得到不斷鞏固，並達到空前繁榮的階段；尤其是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以來，使得儒學取代先秦諸子之學和漢初黃老之學，成為居於獨尊地位的封建正統思想；漢武帝對匈奴的軍事打擊，使得匈奴之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基本實現了民族一統。
西漢的王國問題，經過漢初幾代統治者的努力，到漢武帝統治中期才基本得到解決。在此基礎上，封建統治者繼續鞏固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基於這種需要，董仲舒、司馬遷的史論對政事一統思想進行了闡發，其目的在於反對諸侯割據分裂的勢力，鞏固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統一。
漢武帝初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提出了政事一統、思想一統問題，適應了西漢初期政事統治的需要。他的政事一統理論來源於對儒家經典《春秋》的闡釋。作為漢初公羊學派的代表人物，董仲舒認為宇宙萬物統一於天，天是萬物之源、百神之君，天子受命於天，而天下萬民則又統一於王，這就是“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春秋》之法，並且把“大一統”說成是天地萬物必須遵循的法則。
董仲舒政事一統的核心是把國家的政事權力統一到天子手中，君主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將扭轉社會動盪的局面。為了維護“大一統”，他神化君主的權威，認為“天”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最高主宰，君主作為大一統的政事代表，其權力是“天”授予的，。同時，他認為君主與天互相感應，人間的一切都受天的支配，君主主宰生殺予奪的大權。君主介於天與人之間，“以人隨君，以君隨天”，人統一於天，必先統一於王。因此，他主張把國家的政事權力統一於君主，將君主視為國家的根本和社會治亂的關鍵所在。
董仲舒對君主的權力也進行了界定，強調君主應遵循天的法則來治理國家，。如果君主濫用權力，天就會降災異，他舉例說：“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董仲舒試圖用天的權威來制約君主的權力，起到了一定的制約作用。這些史論為西漢加強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提供了理論依據，有利於維護國家政事權力的統一。
對於當代的歷史，司馬遷對西漢皇朝大一統的業績給予了讚揚。他首先肯定了漢文帝、景帝時期經濟繁榮的局面，接著，他又對漢武帝頒佈推恩令、消除封國勢力、加強政事一統給予了肯定。到西漢晚期，一些史家、政論家、思想家、文學家等的史論中也包含了一些關於政事一統的思想。隨著皇朝統治的危機逐步加劇，社會出現動盪的局面，外戚宦官專攬朝政，嚴重威脅著皇權的政事一統。
於是他們開始追述古代聖王的大一統偉業，為現實政事提供經驗教訓。揚雄模仿《虞箴》而作的《十二州箴》，在宏觀構思上體現了政事一統的思想。其所著《太玄》中關於方、州、部、家的邏輯佈局方式，實際上就是按政事一統的模式來設計的，這既反映了西漢大一統方域劃分為州郡的現實，又是對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一統政事理想的體現。
整體上看，西漢中期史論的政事一統思想，對於維護天子權威、限制諸侯權力、鞏固中央集權制度和統一的國家政權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有利於封建統治的長治久安，從本質上說是為維護封建專制統治服務的。
西漢初期，黃老思想居於統治地位，體現在學術思想上則表現為以黃老思想為基礎，重視多種學術思想的融合。陸賈、賈誼、晁錯等人兼採各家學說，反映了西漢初期學術一統的趨勢。陸賈對不同學派的主張進行了融合，其《新語》一方面具有濃厚的儒家色彩，強調“德政”和“仁義”；另一方面又吸取了道家思想，認為“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同時又採納了法家思想，主張“建國強威，闢地服遠”。
西漢初期史論的學術一統思想，適應了當時的政事形勢，有利於恢復和發展遭到秦朝焚書坑儒破壞的社會經濟文化，對當時的社會政事統治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西漢中期，隨著政事一統局面的形成，黃老思想已不能適應政事統治的需要，於是漢武帝便召集學者討論確定統治思想的問題，以鞏固西漢皇朝的政事統治。
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向漢武帝推薦《春秋》“大一統”的理論，提出“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建議，主張以“春秋”之說為經典，從而確立儒學在思想上的統治地位。這種理論為漢武帝所接受，通過官府開設五經博士，廣建各類學校等措施，使儒學得到迅猛地發展，最終促使“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思想一統局面的形成。西漢初期，新生政權一直受到北方匈奴民族的威脅和侵擾。
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圍”以後，西漢統治者迫於形勢，一味對匈奴妥協退讓，採取安撫“和親”的政策，以維護邊境的安寧。這項政策在西漢初期一直被統治者所沿襲。賈誼主張對匈奴掠奪者加以武力制裁；對廣大樂於歸附漢朝的匈奴人民和上層人士，實行“厚德懷服”的政策。晁錯則提出一系列戍邊之策，包括募民實邊，建議對匈奴統治者採取軍事打擊等。西漢中期，國力增強，反擊匈奴的條件已經成熟。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華夷之辨體現了民族一統之意。他認為民族間不存在種族區別，少數民族與華夏族的區別在於文化的取向，他認為天下之人都是君王的臣民，少數民族也不例外。董仲舒利用仁愛來維持與少數民族的友好關係，對於維護西漢皇朝的政事一統有積極作用。
這些史論所反映的華夷之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瞭民族一統思想。西漢晚期，皇權旁落，已經僵化的經學不能滿足現實政事的要求，於是先秦諸子之學又有重新抬頭的跡象。劉向、劉歆父子等學者，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兼納各家學說之長，對儒學進行改造，使其能夠更好的為穩固西漢皇朝統治服務。西漢晚期，劉向、劉歆等學者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兼納諸子百家學說的有益成分，尋求真正意義上的學術一統。諸子出於王官說的提出，突出地反映了其學術見解中所蘊涵的學術一統思想。
西漢晚期史論中的皇朝一統思想突出地表現為學術一統思想，這是當時特殊社會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劉向、劉歆父子對圖書的系統整理，體現了西漢晚期對於儒學的豐富與充實，其編撰思想體現出對學術一統的弘揚。但是，出於學術一統的需要，他們主張恢復古文經學，學術思想界由此出現了一種復古思潮，這對於學術發展產生了一些不利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西漢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影響下，西漢史論中的皇朝一統思想體現出迥異的時代特徵：在西漢初期，史論中的皇朝一統思想突出表現為政事一統思想，側重於對消除地方割據勢力的途徑和對等級制的認識；在西漢晚期，史論中的皇朝一統思想則突出地表現為學術一統思想，通過學術理論及文獻整理所反映的學術一統思想等方面得以體現。
從西漢史論皇朝一統思想的階段性特徵可以看出，政事一統、學術一統、民族一統已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對於鞏固西漢皇朝的大一統局面起到了積極有效的作用，同時對後世史論思想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